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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现代社会的动力

世界的现代化自欧洲溢出,冲破旧往历史的桎梏。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无疑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力。
欧洲冒险家们的活动与新航路的开辟,带来了地理认知的彻底更新与经济变革;兴起于意大利城邦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知识创造与精神世界提供超脱于宗教枷锁的指引;《九十五条论纲》,则如同锋刃,划破衰败中的罗马教廷的虚伪面具。

西方世界内部发生的这些变化,并非脱离与东方世界的交互,相反,来自东方的明流暗涌,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世俗力量以及精神视野。

 

1、地理大发现解放了欧洲面对东方的视野尺度

 

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脱离于东方、独自发展的过程,其实是和东方深度嵌合在一起,在东方的深度介入下才完成的。
 

首先是地理大发现,人们通常会把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作为近代的开端,第一季我们也讲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克君士坦丁堡,这样一来,土耳其人垄断了东西方贸易的商路。

 

这之后,威尼斯人又垄断了西欧与土耳其人的贸易关系,威尼斯人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在这个过程里竞争不过,只好跟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合作,尝试另辟蹊径,意外地开启了地理大发现。

 

这是我们一般对于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所带来的影响的理解。但在我看来,这一次攻克,还对西方有着另外一重意义。

 

人们经常说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阻挡着东方的威胁,守护了身后的欧洲上千年。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君士坦丁堡扼守着从亚洲进入欧洲最重要的咽喉要道,不攻克这里,来自东方的军事力量就难以深入欧洲腹地。

 

然而,西欧在客观上受到拜占庭的这种保护,相应地,西欧的视野在主观上也就受到了拜占庭的压制。到了后期,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几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一个城市了,这个城市的视野尺度也就压缩着西欧人面对东方时的视野尺度。

 

而一直要等到到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西欧人才突然被迫直面来自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力量,这力量铺天盖地一般席卷而来,是西欧人此前没有见识过的。

图︱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

土耳其人带来超级压力,把西欧人一路压缩到亚欧大陆最西端的角落里,西欧人再被压缩就要掉进海里了,到了这时他们终于被激发出宏大的视野,索性主动走入海洋,没想到就此展开了一个更加宏阔的尺度格局。

 

这之前,土耳其人在陆地上近乎一路包围、压缩着西欧人,西欧人在勇敢地投入大海之后,突然之间可以把全球作为棋盘来布局了,反过来在海上包围了土耳其。

 

西欧的棋局从最逼仄一下展开为最挥洒,你可以想象西欧人在这种变化中的精神展开过程,这一过程不容易从史料中获得足够支撑,但我们带着历史同理心去阅读,是可以共情到的。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力量对于大航海的影响。

 

2、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构成了文艺复兴的神学基础

 

再说文艺复兴。

 

中世纪的西欧精神世界是一种低沉压抑的气质,教会一直在告诫民众,人是充满原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赎罪的,所以在此岸世界就要节制欲望忍受苦难,以便期待在彼岸世界的救赎。

 

这些说法在圣经里面确实能找到依据,不过圣经里还可以找到相反的依据,就是圣经里面说了,人是唯一的一种按照神的样子造出来的受造物。文艺复兴便抓住了这一点,强调人是有着特殊的价值的,绝不能辜负人的这种价值,否则也是在辜负上帝。有了对人的价值的这种强调,欧洲人就从中世纪的压抑精神中被一举释放出来了。

 

所以,文艺复兴并不是背离宗教本身,而仅仅是背离此前的宗教解释。13世纪的伟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承认了现实世界的价值,他的理论构成了文艺复兴的神学基础。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阿奎纳的理论其实是受到了伊斯兰神学家阿维洛伊的启发。

 

在文艺复兴时期,今天的西班牙南部地区仍然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文艺复兴前一百年左右,生活在西班牙首都科尔多瓦的阿维洛伊,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注释,之后他的著作传播到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西欧人通过他才开始知道了那些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

 

很多人都认真研读阿维洛伊,以至于当时的欧洲形成了一种“拉丁阿维洛伊主义”,阿维洛伊的神哲学构成了阿奎那的神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图︱《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胜利》,躺在地上的是阿维洛伊
 

不仅仅是阿维洛伊,文艺复兴之前,有多位伊斯兰神学家影响了西欧的经院哲学家。比如阿维森纳,他生活在文艺复兴之前两百多年的中亚地区,他对于希腊哲学也有精深研究,他的理论影响了很多西欧的经院哲学家。

 

但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医学著作《医典》,这本书直到17世纪仍被西欧视作是医学的经典。当时的医学并不像今天这样是一种专门学科,它有着很深的哲学属性,必须要给出对于人的一种整全性理解,医学的这种理解,会直接影响到文艺复兴当中对于人的价值的理解。也就是说,没有伊斯兰世界对于中世纪西欧的各种文化影响,文艺复兴便欠缺其神学基础。

 

3、新教的胜利,也有东方的参与

 

接下来再看看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的很多神学思想其实早就有人提过,比如比路德早大约一个世纪的捷克神学家胡斯,就有过类似的思想,但是他被烧死了。

 

之所以路德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的神学思想多么正确,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活了下来。但光靠他自己是很难活下来的,是因为有一批一直想要跟罗马教廷以及跟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的封建领主愿意支持他保护他,他才活下来。

图︱路德在沃木斯议会受审

这些封建领主在跟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的过程中,一度处在很危险的状态下,宗教改革有可能就此被扼杀掉。这个时候是另一个跟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的力量,也就是法国人主动过来结盟,才给了这些新教领主以活下去的机会。

 

但是法国人与新教领主结盟也一度打不过神圣罗马帝国,他们只好被迫再去寻找其他的盟友,于是又找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死对头,也就是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对于当时的法国人和新教领主来说,只要能击败神圣罗马帝国,哪怕是和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异教徒结盟也在所不惜。他们结盟之后,神圣罗马帝国几面受敌,战事吃紧,于是它又主动与土耳其东部的波斯王朝结盟,想要缓解自己的压力。

 

宗教改革后持续了上百年的宗教战争,东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王朝都被卷了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神圣罗马帝国、法国人和新教领主都精疲力尽无力再打下去,只好承认了各自的现实,新教也最终获得了成功。

 

也就是说,宗教改革不仅仅是个宗教问题,它之所以会有后来的历史走向,也是在东方世界的深度介入下,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东方与西方的历史命运始终是有着深刻的纠缠,并相互塑造。

 

4、焦虑如果无法带来意义,就会撕裂社会

 

刚才我们是用一种东西方互动的视角,重新回顾了西方现代化的历程。而在现代世界诞生之后,形成了一系列大不同于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精神结构。

 

中世纪的社会,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庄园中,一生也很少离开庄园太远。庄园中是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对于农奴们来说,自己的生老病死是有领主罩着的,也不用担心太多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像一个个封闭的小格子,人们生活在小格子里,生活停滞稳定,但是也对于未来有着明确的确定性,也就让人们不会产生什么焦虑感。

图︱类似于中世纪村庄的现代景观(Jonathan Billinger 摄)

但是现代社会不一样了,那一个个小格子被打碎了,人们都被甩到了陌生人社会当中。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人们面前充满了各种机会,但是不再有那种确定性。确定性的丧失当然会带来焦虑感,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靠焦虑感驱动的。

 

但是,焦虑可以带来行动的驱动力,却无法带来意义,而找不到意义的话,只用焦虑驱动出的行动,有可能把这个社会给撕碎,无法导向新的秩序的建构。

 

因此,现代社会的精神结构就会呈现出两种面貌,一方面它要表达出那种焦虑感,焦虑感只要能被表达出来,就会让人好过很多;一方面它还要表达出新的意义建构,从而为现代社会寻找新的方向,导向更加建设性的可能性,而不是破坏的可能性。

 

这些精神表达,一方面需要有理论性的呈现,一方面还需要有艺术性的呈现。理论性是在理性上确立根基,艺术性则是在感性上直指人心。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才带来了我们所看到的现代社会精神结构。

 

而这两部分内容,都是张新刚老师所擅长的。张新刚老师是我十几年的好朋友,他在北京大学政管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又去牛津大学访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古典学中心任教多年,后来又去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工作。

 

张新刚老师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哲学、历史等方面功力很深厚,古希腊、古罗马构成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艺术等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来源,所以张新刚老师以其古典学的知识入手,来从艺术角度解析现代社会的精神结构,有着一种举重若轻的优势。

 

面对现代社会全新的精神结构,当时的人究竟是怎样做理论建构和艺术表达的,他们的表达又如何塑造了之后的世界,乃至于今天的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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