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哲学上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和黑格尔，而从对实然秩序的分析这个角度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韦伯。韦伯被视作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在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关注上，他跟另外两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涂尔干的切入点不一样。马克思是在思考，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展开之后，形成了一个世界市场，任何单个国家的发展和演化，甭管是社会、政治、经济，所有这一切都受制于这个世界市场的波动，它是没有办法被孤立地理解的。所以马克思会展开一个超级宏大的视野格局，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宏观尺度的分析方法。涂尔干是讲，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越分工越分化，这社会就越容易内在地出现撕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度分化、内在充满矛盾的社会如何仍然能够凝聚为一体？它的可能性何在？涂尔干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而韦伯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它的内在机理。

图︱1917年的马克斯·韦伯

2.  韦伯做过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分。所谓价值理性，是指基于理性反思我们要去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如果你要追求某个价值目标，但没有经过理性反思，在韦伯看来是不符合价值理性的。而工具理性是指在给定目标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的计算来发现，怎么样达到那个目标是最有效率的，目标怎么来的它不管。韦伯说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我更关注他在工具理性意义上的讨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社会，韦伯认为，人类是会被困在理性的铁笼里面的。

3.  理性的铁笼蕴含着两大风险。一个风险是，人的自由将被铁笼所禁锢乃至剥夺。因为我们本来依照理性去试图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等等，但最后优化的结果是把人变成了螺丝钉，人的自由、自主，人的主体性、尊严都被剥夺掉了。另一个风险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高度丧失弹性的社会，每个人都像齿轮一般严丝合缝地被组织起来。在应对给定任务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比较有效率的；但是一旦整体社会秩序突变，之前给定的任务不存在了，新出现的任务前所未见，此时这个机器越是高度理性化，它就越是没有应对能力。而现代社会刚好就是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这种理性铁笼越强大，这个社会要应对这一切就越困难。

图︱《丰收的季节》（1959年），勒内·马格里特绘

4.  韦伯反对理性铁笼，但反对的前提是先得把理性铁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它内在的运作机理、运作逻辑搞明白，然后才知道怎么应对它。这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你在价值上认不认可它是另外一个问题，姑且把价值偏好放在一边，你先把这个对象本身到底是什么逻辑给研究明白，然后才是价值判断出场。我喜欢它，我怎么样推进它？我不喜欢它，我又怎么样有效地克服它？韦伯在分析这样一个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的时候，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强大的方法论。过去，我们讨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仿佛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割裂的不同领域。但韦伯不仅告诉我所有这些领域彼此之间是深度关联、互为条件的，还告诉我怎么去理解这些关联，怎么去把握这些条件。而且韦伯也不仅仅是就事说事，他要研究任何一种现象、任何一个社会事实之所以能够成立，它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怎么去分析它的这些条件。我从对这些分析方法的学习里面极大受益。这一期我先来聊一下，韦伯怎么样帮助我去理解现代经济的一系列约束条件。

5.  一说到韦伯关于现代经济的分析，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想到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大概是韦伯在中国最有名的一本著作。虽然这本著作本身已经足够伟大了，但在我看来，跟韦伯的整体贡献相比，那还是很小菜一碟的。韦伯更重要更强悍的是他那一整套的方法论，这套方法论的精髓都在他那几卷非常厚的大部头《经济与社会》里，这实际上是韦伯生前的各种散落笔记，在去世后被人汇编整理成书；既然是汇编整理，就有多种编法，所以也有人把这几卷大部头按主题拆分成若干本，成为《韦伯作品集》，两种编法都已有了中文译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不过是韦伯基于《经济与社会》中这套方法论所做的一个习题而已。在这套分析方法里面，韦伯认为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在于，得有理性的法律、理性的记账制度（也就是会计制度）、可以做成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并且本身能够持久的企业，以及还得有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生活态度和理性的经济伦理，等等很多。我们可以分别来说一下。

6.  理性的法律能够提供对于未来的可预期性。经营企业首先就得投资，人们投资的时候，要把对于未来的预期折算到当下。如果人们对于未来预期不稳定的话，当下就不会投资。所以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是得有理性的法律，人们才敢投资。但是光是敢投资还不够，投资之后，企业本身的成本收益分析得靠谱。靠谱的前提是什么？账目得是清晰的。这倒不是说有人会做假账导致不清晰，而是说企业一旦上了点规模的话，它是复杂经营，这种复杂经营的账目极其复杂，靠小卖店那种一般的记账很快就记乱了，完全记不明白，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没法做了。所以理性的会计制度又是现代企业能够运行的一个前提。

图︱《会计刺客》
 

7.  那么理性的持久性企业是什么概念呢？企业得有追求资本无限增值的动力，才能一直经营下去；跟它相对的就是韦伯称之为家计性经济，比如手工作坊。假设我是做小工艺品的，我一天只卖50个，卖过了50个我就关门了，没有任何去扩大经营的动力，这种就属于韦伯所说的家计性经济。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它要追求资本的无限增值，否则一定会被别的企业给干掉。而要追求资本无限增值，就得确保企业的经营本身是持久有动力的。如果是类似于手工作坊那种，老板的目的就是，一、让自个儿有足够的饭可吃，二、能够满足自己的趣味。比如我是做手工皮鞋的，我觉得做鞋这事特能体现我的品位，体现我的手艺，但是在这之外，我还想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享受，那么我就会给自己规定一天只工作6个小时，6个小时之外有再多的挣钱机会，我也不挣。而现代企业要追求资本增值，那就意味着企业的所有权跟经营权必须分离，否则就没有办法确保这个企业的老板始终是有足够的经营动力，有可能他挣到心满意足后就躺平不干活了。为了确保即便老板已经完全财务自由了，企业仍然有动力干活，那就必须将所有权跟经营权分离，由经营团队来确保企业的持续运转。而对于经营团队的一系列考核机制，最终会表现为资本的增值效率。只有完成这种分离，现代企业才能出现。

8.  企业要想能够变成一个营利性的经济，就意味着企业要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各种核算，而这都得有一个公分母。公分母就是货币，它用价格把一切差异化的经济要素全都给通约了。所以，货币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前提，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货币经济，否则它是无法进行资本主义计算的。除此之外，还得能够把企业的股权、产权给证券化。如果不能证券化，就意味着这个企业的融资过程，跟社会的联动过程，以及资本的流动性等等都会受到抑制，直到能够证券化之后，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而要把企业的股权本身给证券化又涉及到公司法、证券法等等一系列东西，所有这些又都跟前面所说的理性化的法律系统有关联。所以，理性化的法律系统毫无疑问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图︱《布尔公会的理事》（1662年），伦勃朗绘

9.  紧跟着的一个问题是，理性化的法律系统又是怎么来的？在近代历史上，只有欧洲内生性地出现了这种理性化的法律系统，而这又跟它中世纪的律师行会以及独立的大学制度紧密相关。所以，西方能够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个孤立的经济现象，它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前提、技术前提、政治前提、观念前提。而这些前提必须得同时具备，从0到1的生成才成为可能。只有西方同时具备了这些前提，所以只有在西方，从0到1生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只要它生成了，那么从1到N，其他地方是有机会学习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了从0到1的逻辑之后，我们也就知道了该怎么去分析从1到N的那些国家。它经济为什么好？它经济为什么不好？我们要去观察它的法律系统，要去观察它的观念系统，要去观察它的社会系统，等等，要理解它的经济逻辑，视野恰恰要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